张学良猛地一拍桌子，声色俱厉，怒斥高福源已经被红军赤化，叛国惑上，喝令卫兵把他拉出去枪毙。洛川的那间屋子里，空气几乎凝固，特务的眼线遍布西安和洛川，一句话说漏，就是通共的死罪。被喝令枪毙的人叫高福源，东北军107师619团上校团长，两个月前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虏，这次是主动从苏区回来，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想劝张学良放下枪口，和红军一起打日本。 按理说，张学良等这个人等了很久。他不愿再打消耗东北军的内战，心里清楚老蒋让他坐镇西北剿共，本质就是借红军之手消耗东北军，打光了东北军，他这个少帅也就没有立足的本钱。可当高福源真的站到面前时，他的第一反应却是杀人。高福源没有退缩。他说，我要是怕死，就不会冒着杀头的风险回来，我只求把话说完，为东北军、为千万东北流亡的同胞，指一条活路。 这一声顶撞之后，戏才真正落到了实处。史料记载，张学良当时的暴怒带有“假意怒斥”“考查他是否靠得住”的成分。一层是演给暗处的耳目看，表明自己绝不和红军私通；一层是严苛的试探，确认眼前这个人不是红军设下的圈套，也不是被特务胁迫来引诱自己的棋子。 高福源把见到的红军一一讲给张学良听，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愿意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是可靠的盟军，还递交了信件。谈话持续了整整一夜，张学良时而皱眉，时而舒展，最后说，看来东北军要想打回老家去，就必须实行联共抗日。但这一夜真正的难点，不在高福源身上，在东北军自己身上。 外人总以为东北军是铁板一块，全都跟着少帅，心心念念打回老家。可这支漂泊入关的大军，内部派系林立，心思千差万别。有人和张学良一样，日夜惦记东北故土，愿意放下内战枪口；有人只想着保全自己的官职与地盘，不愿冒杀头的风险；还有人亲附南京，一心跟着蒋介石剿共，视联共为大逆不道。张学良心里早就清楚：就算他愿意联共抗日，他也掌控不了整支东北军。 高福源顺利完成了这次会面，1936年1月16日，他带着张学良的亲笔信回到瓦窑堡，报告了会见经过，李克农为正式代表赴洛川会谈。1936年2月21日，李克农由高福源作引导，从瓦窑堡出发前往洛川；2月25日李克农一行到达洛川见到王以哲，3月4日张学良飞抵洛川与李克农正式会谈。 会谈后张学良提出，周恩来、博古、彭德怀中选派一位来共商抗日大计，地点定在肤施城。1936年3月16日，在山西石楼召开会议听取李克农汇报，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会谈，双方就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红军集中、通商、互派代表常驻等问题达成多项结果。 洛川会谈之后，张学良把高福源调到身边工作，让他担任东北军与红军联络的机要联络员，常年往返西安与瓦窑堡之间传递高层讯息。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任命他为东北军105师三旅少将旅长。这个位置在东北军里分量不轻，105师是东北军唯一的独立师，编制相当于一个军。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事变次日，高福源奉命赶赴开封，拜会商震和绥靖主任刘峙，如实阐释西安事变初衷，宣传张、杨八项抗日救国主张。这一趟为东北军集结兵力争取了时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送老蒋回南京，随即被扣押。 东北军的天塌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开始从内部塌。主战的少壮派，和主和的老派在如何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少壮派主张用武力营救，老派主张和平解决。1937年2月2日，少壮派少数不顾大局的分子枪杀了67军军长王以哲，史称“二二事件”。事件发生后，驻西安城外渭南等地的东北军纷纷要攻进西安，消灭孙铭九部，要为王以哲祭灵。 高福源对杀害王以哲感到十分气愤和难过，但为了顾全大局，他同意去做挽救工作，制止东北军内部自相残杀。他乘车出城去见105师师长刘多荃，一进防地，对方的士兵就卧倒架起机枪，朝他喊停车，否则开枪。 他下车说我是你们旅长，士兵回，旅长也不行，团长有命令，任何人不准入内。团长张治邦出来后质问，你来干什么，来杀我们吗。高福源把张团长推进车内，随即上车让司机快走，后面打了几枪，跑出射程才停下，人脱身了，误会却更深了。 史料中记录了他的电报内容：当时他情绪甚坏，同时又传来消息，说少壮派已派高福源来对付他，要接他的师长职务；还有人报称，2日上午王以哲事件发生时，高福源持手枪在粉巷王以哲住所处走来走去。2月3日早晨两人通上电话，刘多荃问他为什么连日进城不请假、进城干什么，高福源支吾不答，随后匆匆逃往西安。刘多荃说自己由此决心下令西安二团团长葛晏春立即把他逮捕就地处决。 高福源是应葛晏春的邀请前来参加宴会。据时任西北总部粮秣处处长张政枋在《二二事件前后》一文中的回忆，高福源一进会客室，葛晏春就向他开了头一枪，高当时未倒下，大声问为什么这样做；葛又开第二枪，高倒下后，葛又开第三枪，高才死去，他当年35岁。 高福源没有倒在国共交战的战场上，没有死于南京当局的抓捕，最后死在了同属东北军袍泽的刀下。同行的两个卫兵被一同灭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