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尔区有个城市叫埃森。 埃森有个克虏伯工厂，建于一八一一年，造过炮，造过火车轮子，造过电梯，造过印刷机。鼎盛的时候，厂区比整个埃森市区还大，工人几万人，食堂一天能吃掉几吨土豆。克虏伯的家族坟在厂区旁边，墓碑上刻着几代人的名字。 二零二五年秋天，克虏伯厂区东边那片车间拆了。吊车把钢梁一根一根卸下来，堆在空地上，准备当废铁卖。旁边的工人活动中心还亮着灯，十几个退休老工人坐在里头喝啤酒，墙上挂着克虏伯当年的照片。有人指着照片说，这车间我干过，那车间我儿子干过。 现在车间没了，他儿子的活儿也没了。 埃森只是鲁尔区的一个缩影。多特蒙德的钢铁厂关了一半，杜伊斯堡的港口吞吐量跌了三成，波鸿的汽车零件厂把生产线搬到了波兰。鲁尔区这些年的失业率一直比德国平均水平高两三个点，年轻人往外走，去慕尼黑、去柏林、去阿姆斯特丹。留下来的，领救济金的不少。 德国经济出了什么问题？ 二〇二二年之前，德国从俄罗斯买天然气，便宜。北溪管道直接通到德国北部，气价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中国的三分之一。德国的化工厂、钢厂、玻璃厂，全靠这股便宜气活着。巴斯夫在路德维希港的厂区，管道纵横，反应塔比教堂还高，靠的就是俄气。 二〇二二年之后，俄气断了。德国从美国买液化天然气，从卡塔尔买，从挪威买。价格翻了三倍。巴斯夫算了一笔账，路德维希港的能源成本涨了十几亿欧元。厂子没关，但裁员了，产能往中国和美国搬。 德国工业联合会二零二四年出了一份报告，说德国工业电价是美国的四倍，中国的两倍。化工、钢铁、有色金属这些耗电大户，在德国基本活不下去了。报告里写得很直白：德国正在经历去工业化。 就在这个背景下，德国总理默茨去了基辅。 默茨是二〇二五年五月当的总理。基民盟出身，律师，做过企业高管，在政坛混了二十多年。他上台之前就说过，要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上台之后兑现了承诺。 二零二五年六月，默茨突访基辅。这是他上任后第一次出国访问，去了乌克兰，没去法国，没去美国。在基辅，他跟泽连斯基签了十五项合作协议，总价超过六十亿欧元。军事援助、能源修复、重建项目，一样一样列清楚。德国政府还追加了十三点五亿欧元的紧急援助，十亿军援，三点五亿修电厂。 从二零二二年到二零二五年，德国对乌克兰的援助累计超过一千亿欧元。民事援助四百多亿，军事支持五百多亿。二零二六年的财政预算里，又列了一百一十五亿欧元的法定援乌预算。 一千亿欧元是什么概念。德国一年的国防预算也就五百多亿。德国一年的教育预算一千多亿。德国一年的基建投资不到五百亿。援乌的钱，比修路修桥修学校加起来还多。 德国国内不干了。 鲁尔区的工人问：我们厂子关门了，政府说没钱救。乌克兰打仗，政府说有钱给。这钱要是拿来补贴工业电价，我们厂能活。这钱要是拿来修铁路，鲁尔区的货运能快一倍。这钱要是拿来搞研发，我们也能造电动车。 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德国人反对继续大规模援乌。东部几个州反对的比例更高，萨克森、图林根、勃兰登堡，反对的人超过六成。选择党趁势崛起，在东部州的支持率冲到了百分之三十以上。选择党的口号很简单：德国人的钱，花在德国人身上。 但默茨不听。 他继续援乌。继续签协议。继续在欧盟峰会上推着其他国家一起援乌。波兰、波罗的海三国支持他，法国跟得紧，意大利有点犹豫，匈牙利直接反对。 默茨为什么这么执着？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看德国在欧洲的位置。 德国是欧盟最大的经济体，GDP四万多亿美元，比法国多一万亿，比意大利多两万亿。德国的人口八千多万，欧盟最多。德国的出口额全球第三，仅次于中国和美国。德国是欧盟的发动机，发动机不转，整车都得停。 但德国在欧盟的话语权，跟它的经济体量不匹配。 欧盟的决策机制有个特点：小国的话语权跟大国差不多。欧洲理事会一国一票，不管你是德国还是马耳他。欧洲议会的席位按人口分配，但小国的席位比例高于大国。欧盟委员会每个成员国派一个委员，卢森堡的委员跟德国的委员权力一样大。 这套机制是二战后设计的。设计者的初衷是防止大国欺负小国，防止德国再次坐大。法国当年力推这套机制，就是为了把德国锁在欧洲框架里。德国接受这套机制，是为了换取欧洲对两德统一的支持。 这套机制运行了几十年，红利吃得差不多了。 红利是什么？是统一大市场，是共同货币，是人员自由流动，是贸易零关税。德国是这套机制最大的受益者。德国的汽车卖到法国不用交税，德国的机器卖到意大利不用报关，德国的化工产品卖到波兰不用配额。欧元区十九国，德国占了GDP的四分之一，出口顺差的三分之二。欧元汇率由欧洲央行定，欧洲央行的政策实际上是为德国量身定做的。 红利吃完了，问题来了。 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之后，人口自由流动，几百万东欧工人涌进德国。工资低，干活勤，德国企业高兴。但德国本土的低技能工人不高兴，工资被压住了，十年没怎么涨。东欧工人把钱汇回家，东欧国家的经济起来了，德国的产业开始往东欧搬。 德国企业把工